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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5-13 14:00

原作者: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国战略史、改革史专家雪珥 来自: 中国经营报

"一路一带"上的政商陷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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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险评估
 
除了腐败之外,政商关系对一国投资环境的影响,还主要体现在政治风险上。国际上量化衡量政治风险,常用的有两个指标体系,且都实行有偿服务。
 
一是美国“商业环境风险情报公司”提供的《商业风险服务》(Business Risk Service,BRS)。其每年发布三次,对50个国家进行分析,其中分为三个指标:LRquant指标分析一国创汇能力,占比50%; LRqual 指标分析一国经济管理能力、外债结构、外汇管制状况、政府履行国际职责能力和腐败情况,占比25%;LRenvir指标分析一国政治和社会经济环境进行,占比25%。在最后一项LRenvir指标中,政治风险占其中的40%。
 
BRS的样本国仅有50个,“一带一路”中相当多的国家并未纳入,本文暂且从略。
 
二是美国PRS集团提供的《国家风险国际指南》(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ICRG)。ICRG比BRS的覆盖面更广,对多达140个国家进行每月一次的高密度风险评估。
 
ICRG的政治风险评估,设定了12 个变量,即:政府稳定性、社会经济环境、投资情况、内部矛盾、外部矛盾、腐败、军队干预政治、宗教关系紧张程度、法律和社会秩序、种族关系紧张程度、民主问责制、行政机构。
 
因乌兹别克斯坦等7个国家没有纳入ICRG的研究对象,本文使用的41个样本国能提取有效数据的为34个。根据2014年1月的ICRG数据,这34个国家的政治风险分级:
 
“最低风险等级”(≥80分)的,仅有文莱、新加坡2国;
 
“低风险等级”(70.0~79.9分)的,有阿联酋、马来西亚等4国;
 
“中等风险等级”(60.0~69.9分)的,有哈萨克斯坦、乌克兰、菲律宾、越南等11国;
 
“高风险等级”(50.0~59.9分)的,有俄罗斯、巴基斯坦、缅甸、印尼等13国;
 
“最高风险等级”(≤49.9分)的,有埃及、叙利亚、伊拉克、苏丹4国。
 
“高风险”与“最高风险”合计17国,占样本数的50%。
 
34个国家的平均得分为59.6,低于全球140个国家的均值(64)。
 
政治风险是构成IRCG“综合风险”(CompositeRisk)的一部分而已。IRCG“综合风险”综合了政治风险(PR)、金融风险(FR)和经济风险(ER)三类,对22 个变量进行综合评估。数据表明,34个样本国的“综合风险”均值为67.9,接近全球均值69。
 
面对风险
 
不可否认,从41个样本国家的简单分析,可以推知“一带一路”的重点区域堪称全球“高腐败带”“高风险路”——其实,“一带一路”就是某种程度的“拓荒”,那些腐败程度低、风险低的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在此前35年的改革开放中,早已成为中国人的“熟地”了。
 
问题在于,即便是“高腐败带”“高风险路”,中国是否该进入、如何进入?
 
学界普遍的观点认为,贸易、投资一般会流向“制度质量”高的国家。毕竟,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交易成本,制度因素因此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在诺斯认为构成制度的三部分中,即正式制度(宪法、法律、财产权利)、非正式制度(制裁、禁忌、风俗、传统和行为守则)和实施制度的制度,政商关系都是最为直观的体现。
 
应该承认,“制度质量”对贸易与投资有巨大的引力作用,即便在中国国内,也有大量的实证证明,那些“服务”做得好的地方,招商引资的能力也更强。投资应该追逐“制度质量”高的国家和地区,这是资本趋利避害本能的反应。
 
但是,经济活动是错综复杂的,所谓“制度质量”低的国家和地区,也有大量的财富值得挖掘,甚至,因为“制度质量”的落差,获利空间更大。
 
用“制度质量”的引力,很难解释一个历史事实:从工业革命迄今,数百年来,世界投资的主流方向之一,恰恰是从“制度质量”高的发达国家、先行国家,流向“制度质量”低的发展中国家、后发国家。当然,在资本扩张的早期,发达国家常常用坚船利炮的军事手段,来对冲和减少风险。但是,二战之后、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的大规模投资,军事力量绝非其对冲风险的主要手段。
 
以中国当代改革为例,虽然三十多年来经济的发展大有成效,但“制度质量”毕竟仍旧“居低不上”,无论“腐败感知指数”、“ICRG风险”等等,都明显偏高,却丝毫没有阻碍大量外资蜂拥而入,这本身就说明:“制度质量”低,并不足以吓阻资本的步伐。这大约也是中国传统所谓的“富贵险中求”?
 
如今,中国已经成了世界主要的对外投资主体之一,为何要畏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质量”偏低、风险偏高呢?在对外投资、输出资本方面,如何面对风险、应对风险,这是我们在下一阶段要向发达国家学习的——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绝不能退缩不前。
 
其实,不仅高收益往往与高风险伴行,而且对于风险承受能力的判断,还要看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自我需求。对当今中国发展至关重要的能源安全、乃至粮食安全,都无法避免与“一带一路”沿线这些“制度质量”较低国家的协作。显然,为了获取“雪中之炭”(如能源安全)所需的风险承受能力,比采摘“锦上之花”(如一般制造业的产能转移),要大大提升。
 
华资爱风险?
 
中国迄今为止的对外投资实践,其纷繁复杂,已经令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包括制度经济学理论,在解读时显露出了捉襟见肘的疲态。
 
【观点A】一些学者发现,制度质量与中国投资流向正相关,制度质量越好,中国的投资越多。
 
针对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97个国家进行数据分析,有学者认为东道国制度环境质量与中国外向FDI流量显著正相关(周建等:《东道国制度环境对我国外向FDI的影响分析》)……
 
对 243 家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问卷调查发现,在制度环境的调节机制维度上,东道国的政策法规等正式制度越健全,中国企业越倾向于采取并购和独资的进入模式(吴先明:《制度环境与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进入模式》)……
 
【观点B】更多的学者发现,制度质量对中国投资没有正相关关系,一些制度质量低的国家和地区,反而更能吸引中国投资。
 
对2003~2006年中国在73个国家的非金融投资类对外直接投资(OFDI)考察发现,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无显著影响的抑制效应(韦军亮等:《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美国学者同样分析中国2003~2006年间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发现东道国较差的制度环境反而有利于中国OFDI的流入;这得到其他美国学者的支持,认为制度环境较差、政治风险较高的东道国,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分析2003~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及存量位居前20位的国家,其ICRG政治风险指数显示,只有1/3国家的政治风险较小、制度质量较好。也就是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大部分流向了政治风险较大、“制度质量”较差的国家。学者因此认为,“制度逃逸”论对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行为的解释力是有限的(洪俊杰等《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理论解读》)。所谓“制度逃逸”现象,即企业通过国际化逃离本国不协调的制度约束,即通常所说的“人往高处走”……
 
更为具体的是,在“制度质量”比较高的国家,资源产业保护对海外收购的完成有负面影响,“制度质量”对这种负面影响有加强作用。也就是说,制度质量越高的国家对资源的保护程度越高,资源型收购相对于其他类型收购的成功率也越低。在“制度质量”比较低的少数几个国家,对资源产业的收购相对于其他产业反而更容易成功,但随着“制度质量”的提高,对资源产业的收购难度也会增加(张建红等:《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制度障碍研究》)……
 
【观点C】也有学者,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析后,发现“制度质量”的正反影响同时存在,对不同的方面产生作用。
 
根据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排名并结合往年投资流量数据,选取35个代表性国家或地区作为样本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对外投资确实和东道国的政治制度存在密切关系,其中“政府效能”的相关系数较大,即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和高效率的政务能为外来投资者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政府监管”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相关性也较密切,政府对市场运行监管力度越大越能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行。

而有意思的是,“政治民主度”则和我国对外投资呈负相关关系,可能是因为民主度较高不利于政策制定效率的提高,从而影响投资企业的经营效率(谢孟军:《目的国制度对中国出口和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影响研究》)……
 
中国出口贸易主要分布在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向制度质量较差国家或地区的出口较少;对外投资则主要投资于“制度距离较小”——即“制度质量”与中国相似——的国家或地区,但开始日趋偏好制度质量较高国家或地区(谢孟军:《目的国制度对中国出口和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影响研究》)……
 
对55个东道国、5年275个观测数据分析发现:一方面,相对于市场寻求型与战略资产寻求型的企业,中国资源寻求性企业在区位选择上对制度因素的重视程度最低;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局限性和企业自身的原因,市场寻求型与战略资产寻求型企业对某些制度因素的重视程度还不够(陈丽丽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制度因素重要吗?基于投资动机视角》)……
 
(若未注明为瞭望智库研究员原创稿件,则摘编内容不代表新华社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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